Bøger udgivet af Open Democracy & Stettbach Press

蒲鲁东以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著名，然而他的联邦思想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以至于蒲鲁东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即便在当时，他的批评者也不仔细阅读他关于联邦制的想法，而粗略地认为他一切关于联邦的论述都是无政府的，这让蒲鲁东非常沮丧。至于这本书《联邦原则，和重建革命党的必要性》，英文和中文互联网上能够找到的信息也非常少。Richard Vernon在1979年曾经出版过该书的英文译本，但只涵盖了谈论联邦主义的主要章节，大约12章。但本书的法语原版却足足有31章。截止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于是译者认为，此时把该书的完整版本翻译为中文，引入中文资料库是非常恰当的。在进行中文译本的修订后，译者还有意重新把该书翻译为英文版本，以补齐英文资料库中剩下的19章的短缺。 蒲鲁东认为，政治从根本上，取决于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 权威和自由。一个是服从和信仰，一个是自由和理性。这二者和人类历史本身一样悠久。权威的原则，是自然赋予的。而自由的原则，是思想和理性得来的。在自由和权威的各种组合方式中，蒲鲁东把世间各种政体分为2大类和4种具体类型。2个大类分别是权威政体和自由政体。在权威制度中，权力是不可分的。在自由制度中，权力是可分的。 任何社会都同时存在权威和自由的因素。只有一种宪法把秩序和自由，稳定和正义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人民的理性最终认可的宪法，一定是联邦制。 那么如何建立联邦制呢？作者回顾了契约的签订。为了满足契约的协同和互补条件，公民在加入契约时必须满足 1.从国家获得的利益，和他对国家牺牲的利益一样多。2.保留自己的自由，主权和主动权。而蒲鲁东也明确地指出 这种规定和理解的政治契约，就是所谓的联邦。联邦契约的本质是，在这个体系中，缔约各方，即家庭、公社、州、省或王国的首脑，不仅相互承担义务，而且通过订立契约，使契约为自己保留比他们放弃的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财产。

阿尔图修斯无疑是联邦一词的奠基者和意涵赋予者，他把联邦一词的来源解释为来自feudo，意为封建领土，契约，协约，义务。正是怀着共同目的的一群人，在上帝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契约，规定在他们中间通过某种正义的方式选出一位统治者，而其他人服从该统治者的号令。这种组织形式被作者命名为 联邦。家庭，则是最基础的联邦组成单位，或者更直白地说，家庭就是最小的联邦。 一个国王能够通过让渡权利的方式，创造出一个和自己权利相同的国王吗？不可能的。因为被让渡权利者的权利，总是少于让渡者的权利。 政治的过程和本质就是如此，在作者眼中，政治，或者说，正义的政治，应该是以联邦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在这个联邦政体中，下层高于上层，部分大于整体。因为下层、部分、边缘、从属，这些是永恒的;而上层、整体、中央、上级，这些是暂时的，是派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那必然也可以被夺走。诚然，一个公民个体本身的权威，小于作为联合体首脑的最高执政官的权威。但公民的整体的权威，则大于最高执政官的权威。 我们今天在谈论阿尔图修斯的"联邦"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在谈论联邦的形式吗？有些人可能会回答 是的。而我不认同这一点。我们谈论的是联邦的理念，这种理念简而言之包括 1）尊重构建联合体的组成部分的权利;2）联合体构建是基于相互需要和相互服务的契约;3）联合体是民主的，也就是，最高执政者可以被撤换;4）联合体的组成是可塑的，多变的，可以根据需要而改变和重组;5）联合体不仅仅是内部可塑的，它也是外部可塑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被扩大。6）这种扩大难道必须基于民族，血缘和传统吗？不是的，联合体的扩大是基于契约，基于需要和有益性;7）在所有的联合中，人民作为最终的权利让渡者，人民整体总是拥有最高的权利和权力。所有的联合体以及联合体的衍生，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最高权利和权力。

本书是蒋百里1918-1920年同梁启超游欧之后的思想产物，具体包括意大利，法国，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蒋百里站在人文,艺术和史学的角度，俯瞰文艺复兴的兴起,发展过程，并以此来观照中国社会处于特殊时期的变革和发展，强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中国的特殊必要性。 This book is the product of Jiang Baili's travels to Europe with Liang Qichao from 1918 to 1920, and cover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in Italy, France, and Norther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ies, art, and history, Jiang Baili looks a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naissance, and in doing so, he views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t a special time, emphasizing the special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for China.